撰文者：Joanne Bailey
出版於 History Today Volume: 64 Issue: 6 2014
翻譯者：Chih-yu Chen
完成翻譯日期：2014/6/22
原文出處：http://www.historytoday.com/joanne-bailey/questions-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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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ne Bailey目前任教於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的歷史系。她最近的出版品為Parenting in England c.1760-1830: Emotions, Self-identity and
Gene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近期的研究為A Manly Nation: British Manliness 1757 to 1856 and Sex and
the Church in the Long 18th Century.
Joanne Bailey認為性別史並不是歷史學中的一個時髦的題外話，而是一個佔有一席之地的先進分析工具。
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這個說法並不出自於性別史，性別史的功能正是解除這種刻版印象－－它探索著兩性如何和彼此互動，而且並不會因為男人改變了它所在的場域而停止。事實上性別史是用來理解過去的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是如何運作及蓬勃發展的重要方式。
讓我透過這個分析工具帶領你進入一趟旅程。在Sonya Rose的What is Gender History?(2010)概述中她解釋道：「這就是去定義男人或女人都有一個歷史的基本觀念。」這些定義是被社會所塑造的，並非自然形成的，所以時常在改變。雖然最近的發展，性別已經推翻了主流的歷史，先不管它所引起的攻訐和其所得到的勝利，我們不可逆地開始感謝像Joan Scott這樣的歷史學家[1]，並且無法忽視這樣的論述。因此，性別史究竟可以告訴我們什麼呢？
這趟旅程會從兩性間的活躍關係開始，雖然這並不是女人的歷史也不是家庭生活史，但是性別史還是會揭露了過去女人生活的複雜性，它揭示了有些女人會忽略她們性別慣例中性向的部分，當其他人迫使她們規避社會和經濟障礙，而且堅持其性別規範時，一樣會產生一種攻擊性的背叛。就像Laura Gowing在Domestic Danger:
Women, Words and Sex in Early Modern London (1996)一文中所舉的例子，過去女人在跟警方投訴其他女人的行為時常會使用到厭惡女人的字眼，以顯示她們和她有何不同，甚至顯現出一種榮耀感。
謝謝性別史讓我們知道兩性是如何和父權制對兩性最糟糕的苛評協商的(而且它會同時傷害兩性)，在我的married life (2003), Katie Barclay’s Love,
Intimacy and Power: Marriage and Patriarchy in Scotland,1650-1850 (2011) 和
Alex Shepard的The Meanings of Manhoo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60-1640 (2003)等著作裡皆強調了配偶間的相互依賴性，父權制的彈性(以及其中的成功)與男人的地位所能發揮的能力都會被他們的配偶和其他男性所削弱，而且性別史也點出了家庭對男人的重要性，在John Tosh的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1999)一文中也提到家庭如何強烈地影響著一個男人的公共名聲。換句話說，當我們揭示它們的協商空間時，個體是如何被結構限制這點會被性別突顯出來，就像在The Lawes Resolutions of Women’s Rights (1632)所提到的，有些女人無論在怎麼限制下都能夠成功地轉換兩種身份。的確，我們必須謝謝像是Anthony Fletcher的Gender, Sex and
Subordination (1999)的這類研究，它們點出了那些擁有合法權的男人不一定常常使用他們的法定權力，但是身分低等的人也不一定會遵守那些規定。
現在讓我們把話題從親密關係和家庭轉換成罪犯。Garthine Walker的Crime, Gender and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2008)的圖表化了罪犯和邢事司法系統是如何被男人與女人的理想行為標準所塑造的。作為一種認同，性別也會在住家以外的地方被展現，但是比較不會考慮到女性的立場和處境，因此我們常常會以只有男人的世界來形塑女人的行為和態度。James Mangan曾經在他和James Walvin一起編輯出版的著作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1940 (1987)裡提到，以運動史的觀點來看，男性的身份是如何在學校、運動和戰場上被偽造出來的，性別建構了男性彼此間的互動以及他們在戰爭、政治和王國裡的角色。事實上它與種族和階級都是認識帝國歷史的基礎，也就和Philippa Levine的Gender and Empire (2004)的修編版中所描述的一樣，另外Merry
Wiesner Hanks也探討過類似的概念，她在自己的 Gender in History: Global Perspectives (2nd edition, 2010)著作中曾透過時空的旅行來表現性別的概念是如何像個體一樣的定義所有社會，並且影響了政治、宗教政策、演講和平台。
或許在今日展現性別史的普及性的最好辦法就是思考其在一戰中的角色。雖然在這一百年來紀念、懷念、痛苦和軍事領導階層其漸漸成為研究的核心，但是利用性別觀點的來分析的學者們能更增進我們對於1914-1918年和戰後的認識。例如Michael
Roper的The Secret Battle: Emotional Survival in the Great War (2009)、Jessica Meyer的 Men of War: Masculinit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 Britain (2008)和Nicoletta Gullace的The Blood of Our Sons: Men, Women,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British Citizenship During the Great War (2002)就是一些很好的例子，它們證明了戰爭是一個關於性別的想法的坩堝[2]，而且也是重建性別認同的一劑催化劑。那些曾經參與戰事的男人們之所以願意上戰場，是因為他們分享了一個由男子氣概塑造而成的願景，且這個願景會形塑他們在戰期間和戰後的各種經驗，像是傳達自身感受的能力、接受治療和生活於戰後社會的經驗。
女性從現有的就業機會裡塑造了新的女性認同，利用它們來要求公民身份，以此和要求他們回到傳統女性氣質的戰後社會對抗。
性別史的旅程才剛開始，而且它絕不會從主流歷史研究裡退潮，發展至今它已在學術、公眾歷史和國家教學課程裡佔有一席之地，且其和新的研究議題如情感、身體和物質文化的結合也顯示了假想的自然秩序的過渡性。我們學到在18世紀時，擁有男子氣概的男人如果淚流滿面或對某些事物產生同情的悸動是不會被認為陰柔的，而有女性氣質的女性如果在遇到危機或創傷時能咬緊牙關的撐過去，也會得到一定的尊重，就如同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讀者所熟知的。同樣的，當時負責養家的人可能是妻子也可能是照顧孩子的父親。
性別史的旅程就像星期四出生的孩子，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3]。
[1]他曾經於出版於1986年的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一文中命令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應該使用性別來分析他們的主體
[2] 鍊金用的鍋子
[3] 來自一首英語民謠Monday’s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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